□ 本报记者 卢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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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是山东省会，我们今天看来理所应当。其实，济南并不是山东省会的首选之地。回顾历史，在明洪武九年（1376年），山东承宣布政使司治所才由青州城移至济南城，济南成为山东的行政中心，不过六百多年时间。

济南为什么取代青州城？回答这一问题，不仅关乎山东本省的治理变化，从中也可清晰地看到山东在全国版图中地位与作为的改变。

青州城作为山东行政中心，可谓抢占了先机。早在汉朝，中央政府把全国划出13个州，青州即为其一。当时，青州所辖疆域很大，西至齐州，南至沂州，东面和北面至大海，基本覆盖了现在山东省的大部分区域。不难看出，既然这一广大区域以青州为名，那青州城当然先入为主地成了行政中心，类似今天大行政区、大军区、省委、市委所在地，当之无愧是全域的政治、文化、经济战略中心。

青州城有这样的天选地位，绕不开自身的战略价值：这里“右有山河之固，左有负海之饶。雄跨陆海，沃野千里，交通便捷，物产丰饶”，在冷兵器时代是一个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同时区位优势非常明显，正好位于山东东西向的中心位置，在东西长条形的山东，以青州为中心，最利于兼顾全省治理。

山东地区分齐文化与鲁文化两大区域，工商业发达的齐地，一直是中国农耕文明的一个异数。自秦代中央集权建立后，历朝历代一直推行“易青齐为邹鲁”的基本国策，修剪齐地的非正统性。为了更好地达到这一目的，省会就有必要尽可能位置东设。看看地图，我们不难发现，青州城是能兼顾山东西部的最东点。

青州被济南取代，很明显是放弃了东西向的中心位置。因为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在国家大势观照，要求山东的治理重点从东西转向南北。

历史的诸多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省会的接力棒，是经过数百年发展才完成的。1279年，元朝统一全国以后，疆域面积空前庞大。鉴于山东的重要性，元朝把山东划入了中书行省管理。在元朝统治的末期，面对江淮地区的红巾军，元朝迅速组建山东行省，省会便设在青州府。对元朝来说，组建山东行省确实起到了阻挡江淮红巾军的作用。不过，此时以江南为根据地的朱元璋，先后平定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等割据势力，基本上统一了南方各地。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在大举北伐的过程中，采取了先进攻山东、后进攻中原的战略。明朝名将徐达攻占了山东各地，起初由于战事不断，山东的省会继续留在青州府。对于这个位置，明朝高层并不满意。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元朝势力败退北方草原，已无法撼动明朝的统治。明朝与北元政权作战的同时，也启动休养生息的策略。

明朝开始重新考虑山东的省会问题，明朝高层认为一个省会的迁移，需要综合考虑地理、经济、军事、河道等各方面的因素，不能轻易迁移。

与青州府相比，济南府拥有哪些优势？从地理位置上看，济南北临黄河，南面泰山，易守难攻，在古代属于绝佳的地理位置。济南城市地形高低得宜，“依山傍水，环湖抱泉”，凭借地形和位置优势，一方面躲过了黄河、济水改道给下游地区带来的持续河患，使得济南在海岱地区数十座城市中脱颖而出，城址自始至终没有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众泉汇集成湖，形成城内巨大的水调节系统，旱时可吸水、蓄水，涝时则释放存水，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切实增强了城市的生存能力。当时，济南城有着数千年的经营，水陆四通，舟车辐辏，簪缨相望，工贾毕集。

从济南府的地理位置和山东的管理范围来说，省会设立在济南府，有利于沟通南北两京，并兼顾鲁西北和鲁西南。尤其是元明清三代都在北京建都，山东南北向交流日益频繁。在南北交流中担负重任的大山东，必须沟通南北两京。这样，山东治理的首要目标，也从东西转向了南北，远离南北轴心的青州也就只能由济南取而代之。

青州显赫时，济南最开始仅仅是济南郡下济水边的历城小县，西晋后期才成为州府。济南地位迅猛上升，最大资本便是元明后发达的内河航运体系，特别是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的开通：位于济水沿岸的济南可以利用巨野泽——白沟的水道沟通大运河，又能靠小清河将海盐西运至大运河沿线。

综合济南、青州城市发展史的动态历程看，省会迁移到济南，更是历史转动齿轮的必然结果。北宋时，青州、济南两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都较为优越，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和严重的自然灾害；金元时期，两城却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在外部环境方面，青州城迭遭战火，金兵对青州城先后发起五次大规模进攻，他们攻进青州城内，并纵火焚烧青州城，整个城市遂遭灭顶之灾。赵明诚与李清照夫妇在城内的居所“归来堂”以及数十屋书籍杂物就在这次战乱中被焚毁。

济南城虽也遭遇战争挫折，相较之下明显轻于青州，元气尚存。从古代济南城址的整体变迁过程来看，城址的用地规模与行政层级二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着城市行政地位的逐渐上升，城址规模不断扩大。其中，在西晋永嘉年间（307年—311年）、刘宋元嘉九年（432年）、唐元和十五年（820年）以及明洪武四年（1371年），城址规模的增长和行政地位的提升紧密相连。

在城市腹地发展水平上看，到了金、元时代，济南城市腹地的户口数量和经济发展程度已完全超越青州城的腹地。有三组数据，可谓力证——

第一组是宋代时，济南城所在的齐州有市镇46处，郓州市镇数量为25处，青州则有8处。要知道市镇的大量产生是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产物，反过来，作为乡村地区的商业经济中心，市镇的产生又会助力当地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镇的功能不仅仅是乡村地区的商业经济中心，往往还是一个小区域政治、文化以及社会风俗的焦点。

第二组是金泰和七年（1207年）时，济南府境内户数的领先优势已初步显露，该年度济南府户数为30余万，而青州城所在的益都府仅11万余，两区域的户数密度比拉大到接近3：1。

第三组是元代天历年间，1328年左右，济南的商税额在整个山东行政区域已是最高。就山东半岛地区而言，更是遥遥领先，这说明济南的商品经济在元代便处于领跑地位。

这意味着山东经济核心区由半岛中部向半岛西部转移的完成。这与济南城市腹地良好的地理区位、更为便捷的水陆交通条件以及相对轻的战争冲击等多方面因素息息相关。由此可知，1376年，山东省会由青州迁移到济南，不仅是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合二为一，更是对济南经济中心城市的一种政治确认。当然，到这时候，青州地位依旧显赫，分管山东东部的登、莱、青、胶四个州。

到了清朝，统治者进一步完善各地的区划，出现了18个省的格局。此时，山东省的省会依然定在济南府。截至青岛崛起之前，济南一直是山东省的核心城市。进入近现代以后，随着青岛的迅速崛起，山东进入了济青携手共创“双子星城市”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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